档案对于一个国家了解和欣赏其过往和现在以及对人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具有重要价值。档案能够定义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国家的身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希望借助本文的探讨，能够引起拥有档案共同遗产的国家、有关部门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离散档案问题的关注，从而推动该问题的快速解决。我要特别赞扬和感激国际档案理事会联合各国档案机构和专家一道为解决档案共同遗产、离散档案和迁移档案问题所做的努力。
有关各方就如何称呼那些保存在他国的档案未能达成一致。因此，人们总是使用大量的专业术语以迎合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和利益。这些术语包括但不限于“离散档案”“迁移档案”“档案共同遗产”“争议档案”“外籍档案”“扣押档案”“流亡档案”“被征用的档案”“丢失档案”“散居档案”“充公档案”“殖民档案”“荒野档案”“强制购买档案”“走失档案”。用这些不同的名词来指代同一事物，说明不同的个人、机构和国家对档案在国外保存这一情况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感受。我想强调的是，希望有关负责人以及所有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能够摒弃矛盾，真诚地、平等地、公正地解决离散档案的保管问题。
国际档案理事会在解决档案保留在非原属国的问题上的努力是不可忽视的。国际档案理事会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离散档案的敏感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2016年9月，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了档案遗产专家组。其目的在于讨论并组织开展田野调查，调查关于尚不明确且具有争议的超过一个群体、国家或者地区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保管权、所有权、使用权问题。国际档案理事会也在帮助档案遗产专家组开展调查、履行义务，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全面了解这一问题的现状。
数十年来，国际档案理事会努力致力于离散档案的解决方案。以国际档案理事会东非和南非区域分支机构为例，国际档案理事会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帮助其设立双年会，优先解决离散档案问题。1969年，国际档案理事会东非和南非区域分支机构成员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会议，决定通过国际档案理事会寻求联合国及其机构和非洲统一组织的道义支持，说服拥有离散档案的政府和国家机构将其安全归还，或者至少要提供这些档案的复印件。197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东非和南非区域分支机构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开会时建议受影响的政府为离散档案的遣送回国制定有关政策。此后，双年会持续进行，关于离散档案遣送回国的解决方案在会议中得到通过。
国际档案理事会在尝试解决离散档案问题上作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且值得称道的。我想重申的是，现在正是对离散档案问题作出总结的时候，希望21世纪的档案工作者及其他信息管理从业者能够集中精力关注新兴科技以及如何用新技术提升档案管理水平、增强档案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等。如今，关于离散档案的争论、论述和谈判协商历经了数十年，如果没有得出恰当的定论，这一问题将被反复提及。
我在参加国际档案理事会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举办的2019年年会时，与英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杰夫·詹姆斯进行了交流讨论。正如几份出版物上所述的那样，“流失档案”的问题因法律和技术问题纠缠不清，导致至今也没有将离散档案送回原籍。不过，杰夫·詹姆斯表示，英国国家档案馆对沟通持开放态度，并愿意在该机构的法律和技术范围内开展讨论并提供协助。很多人相信并希望，在有关各方达成共识之前，国际档案理事会和其他专业机构对此将继续全力以赴。
解决好离散档案问题，最关键的是档案管理者要抛开情感、政治和地理上的差异，将自己当成全球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为推动档案的专业化发展而努力，以构建一个更好的信息世界。在这个充斥着虚假新闻、错误信息的世界里，这一点更为重要。
贺怡桥 编译
（原文作者系法国索邦大学阿布扎比校区博士后、南非大学研究员福盖特·查特蕾拉·扎布库）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1年11月1日 总第3749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