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籍院士｜胡济民：把毕生献给了中国的核物理科学

来源: 南通市档案馆 发布时间：2024-09-20 字体：[ 大 中 小 ]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北京大学古色古香的办公楼礼堂里，正在举行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成立40周年的庆祝大会，一位中等身材，鼻梁上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老人，健步走到麦克风前，面对座无虚席的系友和教职工，也像是面对自己用半生精力所投入的原子能事业，嗓音洪亮地用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为大会致辞。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第一任系主任胡济民。

胡济民出生于1919年，10岁时从家乡江苏如东县（当时属如皋县）的一个小村庄到上海求学，当时西方的文化、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正如潮水般涌进中国，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营养。193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束星北等，当时的浙大学术空气极为浓厚，经常举办各种研讨会，原子轨道理论的创始人玻尔也曾到浙大物理系讲学。正是在这所有着“东方剑桥”之称的学校里，胡济民开始接触到物理学的前沿，特别是正在迅速发展的核物理学。

但是当时抗日战争炮火连天,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浙大也被迫多次搬迁。胡济民在学校里，不仅学习成绩好，思想活跃，而且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积极参加社团活动。1942年，胡济民大学毕业，作为物理系的高才生，系里挽留他留校任教。面临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他曾一度矛盾，是留在学校教书，还是奔赴抗日根据地？是献身科学，还是投身革命？一边是挚爱的科学研究，一边是火热的革命潮流，何去何从？正当他准备放弃留校机会，投身革命洪流时，他的一个同窗挚友劝他还是留下来，去延安的路不通，他应该发挥所长继续研究物理，中国还是需要科学的。反复思考后，胡济民留下来当了助教。

1945年，经过严格的考试筛选，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胡济民踏上了去英国留学的旅途。他在伦敦大学Massey教授指导下，开始进行原子核中核力的研究，希望通过原子核中质子和中子相互作用力的研究解开原子核结构这一微观世界之谜。四年艰苦的留学生活在紧张的研究计算中不知不觉过去了，他终于获得了成功，用他在博士论文中所得到的核力公式，计算出了当时最准确的结果。

1949年，中国结束了连年战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消息传到海外，激动了许多学子的心。胡济民谢绝了Massey导师的挽留，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到了刚刚解放的祖国，应聘到母校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他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答养育了他的祖国。1951年，他成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杭州后第一个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迫切需要科学技术。1955年初，为了尽快发展原子能事业，他奉调到北京大学，筹建核物理专业的教学基地，并任物理研究室主任。1958年物理研究室扩建为原子能系，后又更名为技术物理系，他担任系主任直至1986年。

二

胡济民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活跃，勇于创新，为解决核科学领域的许多重大课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原子核力、原子核结构、重离子核物理、裂变物理以及等离子体物理等学科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五十年代中期，他为我国在核聚变和等离子体物理的研究领域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七十年代，他从理论上探索合成超重核的可能性，并提出了重离子核反应要经过中间阶段的“准复合核模型”；七十年代中期，他首创的多维裂变布朗运动模型取得了重要成果。

胡济民有很强的记忆力，他的工作都在脑子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对他似乎并不适用，他桌上堆放的纸，与其说是用来帮助记忆，倒不如说是用来帮助思考的，分不清哪些是定稿、哪些是草稿。但是在生活问题上他却又是那样的健忘，他也企图记住诸如“那件衣服是去年刚买的”“这条路上次走过”一类的问题，但是在和夫人钟云霄争得面红耳赤以后，却只能在有力的证据面前认输。至于自己刚摘下的眼镜到哪儿去了，他就更记不住了。他的大脑像编了有筛选功能的程序，只能记住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

胡济民是搞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需要做很多计算，他很喜欢心算，常常以心算四位以上两数相乘取乐，有一次他在乡下搞“四清”运动，帮助会计查账，会计的算盘还没打出数来时，他已经心算好了，令会计大为吃惊。他还能在脑子里推算相当复杂的数学公式，很多问题都是在脑子里考虑得差不多了再用笔写出来，这一习惯为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在只有工农兵才能当家作主的年代里，他尽管忠心耿耿地为人民工作，却总是不能挺胸抬头，扬眉吐气；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他十分苦恼，但始终保持着正直的秉性，从不随波逐流去干昧良心的事。“文革”开始后，他成了“走资派”，属于牛鬼蛇神，挨批斗、抄家，受尽凌辱，每天的正事不再是上班、上课，而是交代问题或劳动改造。但他泰然处之，还据理力争，为无辜者说公道话。

颠倒黑白的十年，对于一个视科学事业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太可惜了。胡济民在被迫作各种检查、交代的间隙，还念念不忘自己的科研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白天被批斗，晚上就和夫人一起很专注地打算盘，用纸记下一个个长长的数字，他们并不只是以此来摆脱烦恼，是在研究一个与热核反应和天体物理有关的理论问题。

三

1976年，噩梦般的岁月终于结束了，受害最深的学校开始恢复正常，1979年，胡济民恢复了技术物理系主任的职务，他的科研工作也走上了正轨。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胡济民依然开朗、乐观，对现实更有洞察力，他感到许多宝贵的光阴被浪费了，于是加倍地珍惜这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迎来了科研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几十年核物理的发展，使他的科研思路有了新的变化，他开始进行有关核裂变和原子核宏观模型的研究。

1980年，胡济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后又兼任中科院数理学部常务委员、数理学部副主任。到了九十年代，他又在高自旋超形变态研究领域，发展了原子核的振动与转动模型，为核结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和许多科学家一样，胡济民先生还是一位德高望重、教学成绩卓著的教育家。他高度重视新生力量的培养和关怀激励年青一代的全面成长，虽然科研工作、行政事务十分繁忙，但是他仍然坚持辛勤耕耘在教学第一线。他亲自授课、指导研究生，他既主讲普通物理、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课，也讲授原子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和原子核理论等专业课。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言传身教、鼓励学生为发展核科学与原子能事业作贡献。他还经常给大学生、研究生和科技人员作核科学报告与讲座，介绍核科学的最新进展和自己研究成果。几十年来，北大技术物理系为国家培养了三千多名优秀的核科学与核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我国核科技战线上的中坚与骨干。作为全国核物理专业教材委员会主任，他还十分注意用研究成果不断充实教学内容并十分重视教材建设。他主编的《原子核理论》获得了国家优秀教材奖和工业部优秀教材特等奖，已成为我国核理论教学必备教材和核科技工作者重要参考书。

胡济民年近八十高龄时，仍兢兢业业地工作，不但担任博士生导师，还笔耕不止，写了两本专著，一本是《原子核宏观模型》，一本是《核裂变物理学》。生病住院前，他还与夫人合写了一本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普及读物《发现裂变的前后》。总之，他一直在为核科学而忙碌，为祖国的核物理科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才智。

1998年9月，胡济民因病离开了人世。他匆匆地走了，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丰富而有光彩的。他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科学家的本色，正直、求是、追求真理，虽历经磨难而坚韧不拔，他的力量在于他坚信科学知识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值得为之付出一切。

陈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