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苦好学立大志

 

　　1919年3月21日，施雅风出生于江苏海门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5岁开始读书，尤其喜爱地理知识。有一年暑假，家人乘凉，堂哥考问他，能不能说出我国所有铁路的起讫地点。他脱口就把一条条铁路的名称和起终点站答上来，而且丝毫不差，令大人们啧啧称奇。1934年，施雅风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同时考上省立南通中学和省立杭州高级中学，最终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南通中学。

 

　　1937年，在抗日战争的枪炮声里，施雅风高中毕业。日寇的侵华更激发了他学习地理的积极性，他还写信给哥哥表明长大后当地理学家的决心。他一边用功读书，一边积极参加“史地研究会”等兴趣组织，他撰写的《战时小国的生存线》，在南通《五山日报》上连载5天。同年，施雅风如愿考取第一志愿浙江大学史地系，但因抗战爆发，入学后即过上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活。1938年1月，他随校来到江西樟树镇，报名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训练，尔后在湖南、江西与安徽作抗战宣传。是年9月，施雅风回到时迁广西宜山的浙大复学，接着又迁往贵州遵义。从此，他刻苦自励，用功读书，不是在教室听课，就是上 图书馆自习，至大三结束已学完大学的全部学分。进入大四，施雅风自带生活用品，坚持每天步行三四十里到野外考察，掌握了遵义附近地区大量地质地貌的第一手资料，写出长达6万余字的毕业论文，受到指导教师的赞许和国家教育部的奖励。这篇名题为《遵义附近之地形》的论文在著名的《地质评论》杂志上发表。通过毕业论文的撰写，他初步掌握了在大自然中进行科学考察研究的方法，也为今后从事冰川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决走上革命路

 

　　在浙江大学求学时期，施雅风不仅亲身体验了师生颠沛流离的生活，更有机会看到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特别是 竺可桢校长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像一盏雾海夜航的明灯，启迪师生们追求真理不光是做学问，还要端正政治思想态度，做任何事情，要不怕困难，不畏险阻，要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校期间，他还有幸结识了早在193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吕东明。在多次交往中，施雅风受到吕东明革命思想的熏陶，进一步打开观察和认识旧社会本质的视野，感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没落，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走民主富强之路。1942年大学毕业后，施雅风继续在校读研究生，直到1944年硕士毕业，来到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助理，参与成都平原的土地利用、三峡工程水库区的地貌和经济等野外调查。1946年，因建设泯江电站需要，施雅风有机会去川西进行社会调查，又一次看到贫雇农受压迫和剥削的血淋淋事实，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来到重庆工作后，施雅风更有机会阅读到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报刊，还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从而使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47年，在国民党统治最黑暗、最残酷的时期，施雅风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不久，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接纳施雅风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干革命，被人称为“把头颅挽在裤带上”——十分危险。有一天，吕东明传达党组织的决定，要求施雅风以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公开身份，从事收集敌人机密情报的工作。在吕东明的具体策划和指导下，施雅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缜密细致地做好党外情报对象的工作，向党中央有关部门传递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对敌斗争情报，为解放军顺利渡过长江和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一定贡献。

 

难舍一生冰川情

 

　　南京解放后，施雅风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务秘书，并参与创办《地理知识》杂志。1953年，施雅风调往北京，参与《中国自然区划》研究任务中之中国地貌区划编写工作，兼任新建的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1957年6月，施雅风和两位同事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经过寸草不长的戈壁荒漠，他深感祖国幅员辽阔，地貌丰富多彩，但严重缺水制约着大西北的经济发展，心中不禁产生必须改变现状的强烈责任感。进入山区后，经过两天跋涉，眼前展现了马厂雪山的奇景：一片洁白晶莹的冰川，镶嵌在5000多米高的山坡上。第一次与冰川面对面，施雅风心里久久难以平静。他躺在蒙古包里，脑海里翻腾着一个问题：“祁连山有那么好的冰川水源，西北却有大片大片的干旱荒漠，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西北干旱缺水，应该把冰川水很好地利用起来。”他为这个问题整整思考了一夜。从此，他把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深深地镌刻在洁白晶莹的冰川上，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不变!

　　1958年，施雅风主持建立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施雅风任考察队副队长，带领100余人向祁连山进发。他们的任务是查明祁连山的冰雪分布，“开发高山冰雪，改变西北干旱”。险峻巍峨的祁连山，绵延千里，冰峰雪岭，重重叠叠，像一座硕大无朋的画屏，矗立在河西走廊南边。7月1日，队员们穿着长统胶鞋，手持登山冰镐，经过艰难跋涉，奋勇登上一条4950米的山谷冰川作详细考察和观测，估算出这条冰川的含水量竟有两个北京十三陵水库那么大。他们向中科院发电报报喜，建议将这条冰川命名为“七一冰川”，作为庆祝建党37周年的献礼。这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并命名的第一条冰川，是中国冰川科学的奠基石。此后，颇有大将风度的施雅风指挥冰川考察队分兵七路，考察了10个冰川分布区。他们统计了32条冰川群，125个冰川组，941条小冰川，描绘和计算了分布形态、类型及储水量。次年初，《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出版了，这部43万字的大型著作，是中国冰川学第一部区域性专著，成为中国冰川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1960年春，严重的人为自然灾害席卷全国，刚刚起步的冰川研究事业也受到冲击。在兰州负责筹建冰川冻土研究机构的施雅风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返回北京，与妻儿老小团聚；二是坚守兰州，尽力维持已初具规模的研究机构。权衡再三，他以事业为重，把全家搬到兰州。施雅风主持的研究室承担起与国民经济有关的许多考察任务。其中突出的有：乌鲁木齐河流域冰川和水文的观测考察、西藏希夏邦马峰的登山考察、甘肃木里煤田冻土考察等。在祖国的崇山峻岭、冰川冻土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脚印。

 

　　1966年初夏，为完成成昆铁路定线任务，施雅风带领10多个同事到西昌地区调查泥石流可能对成昆铁路产生的危害和预防办法。不久，“文革”开始，他被单位催回，受到不应有的“冲击”。直到1973年因冰川洪水冲毁连接中国与巴基斯坦公路上的一座桥梁，经中巴双方协商同意，才由施雅风带领一个考察组踏上巴基斯坦国土，对这条长59公里的巴托拉冰川进行考察研究。年过半百的他和年轻人一样翻山越岭，时常清晨5点就摸黑起床，冒着刺骨寒风到冰川气象站进行第一班观测。黑夜里，他还打着手电到洪扎河边观测冰川融水和洪峰。考察队根据实地调查提出的方案，使冰川洪水冲毁的中巴公路修复得又快又好。中国第一支出国考察的冰川队大获成功，其研究成果后来获得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奖。

 

　　1980年，施雅风当选为“文革”后首批增选的中科院院士，并任地学部副主任，后又被任命为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兼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1984年，65岁的施雅风退出行政领导岗位，仍担任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名誉所长，兼任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1988年，近七旬高龄的施雅风乘飞机环绕半个地球，经南美洲的智利飞抵南极大陆，到达中国长城科学站，如此高龄的科学家踏上南极地区的极少。回国后，他写出论文《南极洲：国际科学竞技场》。

 

　　几十年来，施雅风爱冰川，考察冰川，他用赤诚的爱与冰川结下难以割舍的情缘。晚年的施雅风住在南京古城墙边一栋普通公寓楼里。他的客厅里横挂着一幅希夏邦马峰彩色大照片，标注着他攀登6200多米的海拔高度。每当驻足凝望这幅照片，他的神思遐想就会飞向遥远的冰山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