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研音韵千秋业  国语推行不世功

 

——纪念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

 

陈春华

 

　　今天，我们走到祖国各地，都可以用普通话进行交流，阅读书写规范的简化字，习以为常。但你可能并不知道，为了推广国语（普通话），老一辈的语文工作者们付出了艰辛努力，作出了巨大贡献，这里面，就有魏建功先生。

 

　　魏建功先生出生在江苏海安，少年时曾在江苏省七中（今南通中学）就读，受到有着深厚国学根基的老一辈语言学家孙锦标(伯龙)、徐昂(亦轩)的奖掖和乾嘉学风的薰陶，爱听讲文字训诂，对“小学”很感兴趣。1919年，呼吸着挟带五·四运动风雷的新鲜空气，刚满18岁的魏建功离开乡土来到北大中文系的课堂，成为钱玄同的得意门生。当时的北大，是百年校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胡适等一批学者名流联系在一起。1925年，魏建功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当助教，协助刘半农做“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工作。从此，他一方面受到传统的国学教育，成为学养深厚的学者、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另一方面，受到“五·四”精神的熏陶，关心国家、投身语文运动，成为20世纪重大语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之一。

 

国语运动的健将

 

　　“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是“五·四”时期国语运动提出的两大口号。早在学生时代，魏建功就参加了老师钱玄同和黎锦熙创办的《国语周刊》的编辑工作，且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该刊以“不取文言”为办刊宗旨，同宣称“不收白话”的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杂志开展了“白话”与“文言”之争。1928年，他参加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并被推举为常务委员，委员则有蔡元培、胡适等31人。这批委员都是“无给职”，只兼工作而不领薪资。“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的20年间，做了很多工作，如采用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推行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方案、举办讲习所、创办刊物等，魏建功先生大多参加其中，并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台湾和澎湖列岛光复，回归祖国怀抱。但已被日本占领了50年的台湾，不仅政治上、经济上成了殖民地，而且语言文化方面也受到很深重的奴化，当时“台湾同胞三、四十以下的人，不但不会说国语，且大部分不认识汉字，甚至讲闽南话，也没有说日本话那么流畅。”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民族悲剧。为了彻底清除日本殖民统治的残余，废止日语，使台湾人民使用自己国家的母语——汉语（当时称为国语），推行国语就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1946年春，时任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的魏建功先生受命奔赴台湾筹建“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并任主任委员，主持推行国语工作。在台几年，他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语运动”有效展开，如，在电台开设国语讲座，编写出版《国音标准汇编》，筹办注音报纸《国语日报》，在台湾大学创办“国语专修科”培养国语教学人士，还在各地举办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国语演讲竞赛等（这种竞赛一直延续到今天）。魏建功和他的同仁同心同德，艰苦奋战，硬是把日本人殖民统治50年强制推行的日文日语的影响从台湾语言中齐根铲除了，实现了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规范、统一，为祖国统一大业立下了彪炳青史的功绩。

 

文字改革的先驱

 

　　1948年，魏建功先生回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他以“欣逢盛世”的心情，积极参加教学科研和各项社会活动。他担任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兼汉字整理部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在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三个方面，他不断地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从实践中予以总结。他参与制定汉字简化(第一批)方案的工作，写下大量文章阐述文字改革的意义及汉字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汉字改革的发展方向及对汉字改革应抱有的正确态度。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批准公布，向全国推行。魏建功先生为我国的文字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普及文化教育方面，魏建功先生同样功不可没。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工具书《新华字典》(第一版)就是魏建功主持编纂的。1950年，魏建功应邀牵头组建新华辞书社并兼任社长，开始主持编纂《新华字典》，经3年苦战，《新华字典》在1953年10月面世。全书70万言，收字6840个，其特色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体现了魏建功“音为基础”的一贯主张，正是“革除以往重文轻语，不重视活语言”的新型字典的“新”之所在。《新华字典》第一次印刷10万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现已几度修订再版，累计发行逾三亿册，成为人们学习文化必不可少的好帮手。魏建功先生作为该字典最初的倡导者和主编，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后人应永远铭记。此外，他还参加了《汉语成语小字典》、《辞源》等辞书的审订。

 

　　在台推行国语、参与主持文字改革、主编《新华字典》，这是魏建功先生一生泽及后世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后人评价他是“同北京大学生死与共的人物”，而用他自己的话，则更能反映他一生的心路历程，他认为，作为学人，“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就决不能“骗钱糊口”，还是“以从事国语为最宜”。他崇尚“国语元祖”刘献廷，并以其“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的语句为座右铭，成为他立身行事的准则，可见，建功先生一生的志趣和抱负都深受古人和前辈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精神的影响。

 

学养深厚的学者

 

　　魏建功先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而他最大的成就是在音韵学领域。在韵书系统的研究方面，他被公认为是继王国维后卓有成就的人之一，他攻治音韵学和从事教学工作所积累的成果，不但汇集了前人研究音韵学的经验，也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其代表作30万字的专著《古音系研究》是我国现代音韵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力作，博得国内外学者高度评价和赞赏，柳亚子先生就曾评价说：“自章太炎、钱玄同之后，在音韵学方面独树一帜的，唯建功一人而已。”

 

　　魏建功先生对方言、口语、俗曲、歌谣等的语言也都有研究，他曾潜心研究、整理“吴歌”（吴地的民间歌谣），与钱玄同先生一起为吴歌用精密的方法整理出苏州方言的声韵部类。如今“吴歌”正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先生无疑是做了开拓性工作的。《黟县方言调查录》是先生与他人合作的优秀方言调查报告。1941年，他参与编订的《中华新韵》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明令颁行，成为国家韵书。

 

　　在书法和治印方面，魏建功先生同样造诣很深。他的书法笔力遒古，苍劲有神，庄重中见秀丽，受到许多书家赞赏，论渊源来自汉隶，融入章草的笔势，又近承他的老师钱玄同先生，而形成自己特殊的风格。建功先生治印，师从王福庵、马叔平名家，落刀干脆、布局得宜，看似古拙简单，实则功力深厚，他曾为蔡元培、冰心、钱玄同等多位学者名流刻过章，被著名女作家冰心称赞为“不拘一体，富于书卷气”。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魏建功先生随校南迁，行前与因病滞留北平的恩师钱玄同惜别时，遵师嘱，为刻“钱夏”、“玄同长寿”两方印。我们的民族自古就严于“夷夏之辨”，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枚小小的印章，一个“夏”字，凝铸了师生两人浓厚的师生情、炽热的爱国志和精诚的民族魂。魏建功先生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时，独创以云南白藤治印，运用大小篆和汉简书法布局，极有创意，还曾举行藤印义卖，所得悉数捐赠抗日前线，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1955年，魏建功先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1980年春，带着未能见到两岸统一的遗憾，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79岁。但是他以语言文字为工具，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己任的精神永存。后人曾赋诗赞颂他“精研音韵千秋业，国语推行不世功”，他是国家之光、民族之星，更是南通人民的骄傲与光荣！